河南省委委员会议审议表决通过部分省辖市党政正职拟任人选

也告诉我们，一定要坚持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道路。

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法律化，进一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。而这些举措的核心还是在于对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和激发。

中国共产党每隔五年就要召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，每一次党代表大会都有一个政治报告，其核心主题都是发展和改革开放，都会对过去的成果进行总结，对现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清醒认识，对未来发展条件和走向作出基本判断，并提出一系列的战略和政策。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期，政治秩序上必须继续从严治党，国家秩序和政府秩序上必须全面深化改革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，转变政府职能与此同时，服务性消费开始大幅增长，服务产业就是所谓的第三产业。现在，中国高端人群消费的重点已经不是买东西了，更多偏重于服务性消费了，吃住都转向高档的消费场所。毕竟我们还有较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。

新型消费是什么？智能手机、网上娱乐，都属于新型消费，现在增长很快。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，现在越来越重视健康。而现在的定价机制已经改变，是按照风险来定价的，或者说是以未来风险为基础的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，那么，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。但我们的制度变迁无疑是慢于风险产生的速度，这时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，行为方式也会转变，就会导致成本快速上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成本就都会提高。所以，从整体来看，降成本同时也是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。

而是基于供求双方的风险判断，风险上升，就会涨价，风险下降，则会降价。这里所说的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，制度变迁跟不上风险的衍生、扩大，而风险会转化为生产、生活的成本。

这些成本之所以会越来越高，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。那怎么理解成本太高？为什么成本会高？这些问题搞不清楚，可能无法真正实现降成本。风险预期改变了行为，行为改变了供求关系，从而改变了价格。对风险的预期比实物交易行情更能决定价格的走势。

现在的成本实际上是风险的转化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，风险社会意味着有很多的风险要内部化，比如老龄化的风险要企业承担，就是社保缴费，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。社会领域的风险都在内部化，内部化就意味着转化为企业的成本，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。事实上，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，全球经济及我国的经济也进入风险经济状态，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。按照历史成本定价与按照未来风险定价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。

如果仅仅是从财务会计的角度去看待降成本，就很可能形成一个跷跷板，按下葫芦浮起瓢。需要政府推动降成本，自然是当前成本太高了。

这些成本其实都是风险凝结沉淀的结果。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。

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。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，那就要加快改革，加快制度的创新，推进制度变迁，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，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，避免风险累积和集聚。再比如现阶段的资金是相对过剩的，但是当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时候，首先要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，中小企业风险大，利率就要高，大企业风险低，利率就低。原材料成本，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，对上游企业来说又是收入。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降成本 。因此，降成本要整体考虑，统筹施策，很难针对局部去降成本。

还有环境污染的风险要内部化，也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，不能企业去污染，而让政府来治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要重新认识市场的定价机制。

社会诚信水平下降，信用风险普遍增高，所有企业的成本都会由此而增加。比如人工成本，对企业来说是成本，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收入。

降成本是整体性问题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本、低附加值，现在变成高成本，但依然是低附加值。其实成本问题，还是一个分配问题。

一些地方当年的经济增加值已经低于当年的总投资，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。由于经济、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，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，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，会使所有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，由此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看，这个增长率相比历史时期是非常低的，很多国家还是负增长。这就说明，有大量的人不去找工作，劳动参与率尽管有所上升，但是和历史上平均67%、68%的水平还有差距。

大量流动性进入了资本市场，推高了资产价格，而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都处在历史低点。全球投资比去年略好一点，今年达到1.8万亿美元，成绩也不错。

但是如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，美国的银行杠杆率从40倍降到了20倍，我个人认为，明年在发达国家或部分发展中国家会出现资产市场调整，这种可能性在20%。劳动力市场也很不错，有很多具体的数据能够证明。

可以看出，美国的货币乘数现在非常小，说明经济活动不那么活跃。从就业指标来看，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，但是美国年龄在25岁—54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中，不寻找工作的人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，去年是15%，而这个数字在50年前是6%。

但这与全球经济的表现差距非常大。根据国际金融学会的统计，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是314％，这是根据不同口径计算的。因此，从这些层面看，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力还是比较弱。货币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？它的传导机制到底会怎么样？它是一种促进作用还是扰动作用？这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。

这是二战以后世界经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，今年有了一些改观。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，现在是经济最好时期。

商品价格层面的大宗商品价格，如石油、粮食、矿产品等价格，在过去一年的波动比较大，在过去一年大宗商品价格略有上升。美国的周工资与去年相比，涨了25美元，这是在多年没有增长的背景下，今年有一个2.8%的增长，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事情。

全球金融股市今年普遍上扬。欧洲和日本现在也在考虑跟进，目前欧洲已经作出了一些表态，包括购债规模等。